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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海洋发展史学的开山之作

作者: 汪征鲁

——读《海洋文明论与海洋中国》

简介:

  中国的海洋文明论与中国海洋发展史学,是20世纪90年代刚刚起步的学科。杨国桢先生在这一领域,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先行主编出版了《海洋与中国丛书》《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现在又出版10卷本、300万字的《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后者第一卷是杨国桢教授所著的《海洋文明论与海洋中国》。窃以为此书初步建构了中国海洋文明学的基础理论和中国海洋发展史的叙述框架,从而使这两个学科的研究趋于系统化和科学化。

    中国的海洋文明论与中国海洋发展史学,是20世纪90年代刚刚起步的学科。诚如杨国桢教授所谓:“中国海洋文明博大精深,留下来的海洋文献有近亿字,缺乏全面的搜集和整理;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海洋史学,还在发展初级阶段,而中国海洋文明的多学科交叉和综合研究还在起步,缺乏深厚的文化累积,中国海洋叙事显得力不从心,甚至矛盾、错乱。在这种情况下,基础性的理论研究和专题研究,不能松懈。”杨国桢先生在这一领域,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先行主编出版了《海洋与中国丛书》《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现在又出版10卷本、300万字的《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后者第一卷是杨国桢教授所著的《海洋文明论与海洋中国》。窃以为此书初步建构了中国海洋文明学的基础理论和中国海洋发展史的叙述框架,从而使这两个学科的研究趋于系统化和科学化。

    《海洋文明论与海洋中国》一书,共有三篇十五章。此十五章又可分为三个类型的文本,即概论性的,也就是基础理论方面的,也有专题性、专论性的研究的。概论性的部分,我以为在五个方面具有创新性:

    其一,关于“海洋文明”概念的改造或完善化,即海洋文明具有多元化和多样性的特点及动态演化的特点。杨先生以为:“海洋文化和海洋文明都是人类对海洋的‘人化’,是人类开发利用海洋空间与资源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这样的定义表面上看是没有问题的,但从实质上看,仅仅把海洋与文化、文明的概念糅合在一起,体现不出它与其他文明不同的特殊性。海洋文化与海洋文明都是植根于海洋活动的实践,随着海洋实践活动的深入和进步不断发展,海洋与文明的结合呈现出多元化和多样性的特征,需要从动态的、运动变化中的历史存在,揭示它的本质。”于是,杨先生提出了一系列的内涵阐释与理论建构框架,这显然是一种推进与完善。

    其二,在注意到西方海洋文明的成熟性的同时,又特别强调了中国海洋文明的不可或缺性与独特类型。杨先生认为:“现代研究成果证明,海洋文明不是西方独有的文化现象,西方海洋文明在近代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并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才有海洋文明。海洋文明也不是天生就是先进文明,有自身的文化变迁历程。濒海国家和民族的海洋文明表现形式不同。都有存在的价值。”“海洋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和有机组成部分,弘扬海洋文明,不是诋毁大陆文明,鼓吹全盘西化,而是发掘自己的海洋文明和传统,吸收其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为推动中国文明的现代化转型提供内在的文化动力。”这无疑为中国类型的海洋文明的确立与研究提供了方向。

    其三,重新认识西方的“海洋国家论”。作者谓:“从以上对西方‘海洋国家’话语的初步分析,可见‘海洋国家’话语的‘偏移’,在论述中有选择地将历史上的海洋国家对象化,是典型的话语活动。于是乎,‘海洋国家’的历史构成了世界海洋史的知识体系,我们自然而然接受的历史陈述,实际上是一种西方学术界‘累积的历史’,并不完全符合世界历史上所有海洋国家发展的事实和实践。”“挣脱西方‘海洋国家论’的束缚,挖掘本国的海洋文化历史资源,从文明的角度入手,通过对复杂国度历史的重新解读,提出新论述,重构海洋世界历史上的新体系,塑造不同类型‘海洋国家’的形象,是人文社会科学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课题。”这里,杨先生对西方的“海洋国家论”作了深刻的批判,同时提出了塑造成不同类型“海洋国家”形象的战略课题。

    其四,建构了中华海洋文明史的时代划分。杨先生认为,东夷百越时代:中华海洋文明的兴起;传统海洋时代:中华海洋文明的繁荣。而这之中,最有意义或有争议的事件与人物为:1.“海上丝绸之路”;2.郑和下西洋;3.明末局部的海洋开放;4.郑成功收复台湾;5.清前期的下南洋和达台湾;6.近代海洋的觉醒。此诚可为中国海洋文明史的撰写提纲。

    其五,对中国历史上的海界与海洋权利作了拓荒性的研究。在这些问题上,作者运用大量史料,钩沉发隐,论证了中国古代的海界与海洋权利。关于“国境界不等于海岸线”,作者以为:“古代中国的国境海界不等于海岸线,是明确无误的。而且,中国在宋代开始形成了中外海域分界的海洋主权意识,在事实上行使了界内巡航等主权权利。”关于“中国海内的海界”,杨先生认为:“以上各类的海界资料,说明海域物权的观念在民间形成,延续至今有数百年之久。亦即在海域使用制度的创设上,中国远早于其他海洋国家,而有自己的定义和特色。”这些无疑是对中国海洋文明论与中华海洋文明发展史的拓荒性基础研究。

    专题性的部分,作者以中国海洋意识、中华海洋发展史的角度和立场,重新审视了史家耳熟能详的明初琉球海战、明初郑和下西洋、清中叶的海盗与水师,得出了新的观点与启示。

    在“明初琉球海战与后世的社会反响”一章中,作者最后认为:“明初追击倭寇至琉球洋,本是朝廷有意遗忘的事件,然而之后的520年间,每当东海有事,这一历史记忆就会被激活,引起社会的反响,重新提出和讨论,反映了海洋危机日益加重和海洋意识的觉醒。而明清统治者对这一叙事的遗忘、再遗忘,反映了明清王朝的海洋战略从进取到退缩、从海战到海防的转变,体现了大陆海洋观与重陆轻海的思维定式和行为定式的强大。这一历史教训值得深思与反省。”

    在“从中国海洋传统看郑和远航”一章中,作者认为:“郑和下西洋的主力船队的活动范围没有超出宋元船家已知的东西洋海洋世界,但分船队为了寻找新的贸易地点,有新的开拓,扩大了对印度洋沿岸特别是东部非洲海岸的认识。这是现存史料可以证明的……然而,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即使1421年郑和分船队发现了美洲,但那时明成祖已把精力集中于亲征漠北,失去了经略海洋的热情,中国与打通各大洲文明交流大通道历史机遇失之交臂是不可避免的。”在这里既有客观的论证,又有合理的推论。

    在“中国传统海洋文明与海上丝绸之路”一章中,作者最后总结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是亚洲海洋文明的载体,不是中国一家独有的。从文化视角出发,可将其阐释为:‘是以海洋中国、海洋东南亚、海洋印度、海洋伊斯兰等海洋亚洲国家和地区的互通、互补、和谐、共赢的海洋经济文化交流体系的概念。可以这样说,‘海上丝绸之路’是早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出现的海洋世界体系……从南宋到明初,由于造船航海技术的发明和创新,中国具有绝对的海上优势,但这种优势不是用于追求海洋权力,用于称霸的。所以‘海上丝绸之路’自开辟后一直是沿途国家交往的和平友善之路,直到近代早期欧洲向东扩张,打破亚洲海洋世界秩序,才改变了‘丝绸之路’的和平性质。”这是用中国海洋文明诠释“丝绸之路”的内涵。

    总之,此书对西方的海洋文明论与海洋发展史学作了扬弃,着力建构中国特色的海洋文明论与中华海洋发展史学,具有发凡起例之功。在中华海洋发展史学的具体研究上,本书也作出了范例。杨国桢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傅衣凌先生的嫡传。如果说昔日,傅先生广泛、深入地利用民间资料,开创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方向,那么今天,杨国桢先生又开创了中国海洋文明论与中华海洋史学研究的新方向,真是无独有偶,前后辉映,堪称学林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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