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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拐点:世界难题与中国答案》

作者: 高波

简介:

  读懂中国,首先要读懂中国共产党;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在今年初的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的重大判断,为洞悉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一锤定音,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兑现自我革命承诺的坚定信心。

  腐败是人类公敌,反腐是全球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严抓八项规定到“老虎”“苍蝇”一起打,从深化巡视监督到扎紧制度笼子,从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到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持续带来治理腐败的震撼性成就和世界级表现。然而,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深水区作出的“应激反应”,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新趋势?我们应该怎么向世界讲好“反腐故事”?

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反腐故事”
——观《廉洁拐点:世界难题与中国答案》有感

  读懂中国,首先要读懂中国共产党;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在今年初的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的重大判断,为洞悉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一锤定音,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兑现自我革命承诺的坚定信心。

  腐败是人类公敌,反腐是全球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严抓八项规定到“老虎”“苍蝇”一起打,从深化巡视监督到扎紧制度笼子,从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到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持续带来治理腐败的震撼性成就和世界级表现。然而,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深水区作出的“应激反应”,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新趋势?我们应该怎么向世界讲好“反腐故事”?

  要回答这些问题,想给出雄辩的答案,必须有扎实的理论功底、丰富的实践体悟,以及全面的知识储备和全球的观照视野。高波所著《廉洁拐点:世界难题与中国答案》一书,立足国际与国内两种视野、历史和现实双向思考,全方位扫描了人类社会腐败现象的发展演变和治理腐败的历史轨迹,并以“廉洁拐点”这个概念为理论基石,提出了一系列富有时代感的新思考新认识新观点,为讲好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反腐故事”做了一个颇有说服力的示范。

  要敢于提出原创性的科学范式

  人们常说,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回望人类社会发展史,腐败之患人尽皆知,反腐之艰不言而喻。不论是古代的政权更迭,还是当今的政局剧变,背后往往有“腐”迹可寻。面对治理腐败的世界性难题,为什么有的国家和政党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公认成就,有的却陷入腐败易发多发的“现代化陷阱”难以自拔?作者指出,纵观20世纪的国家成长史,有一个内生性、自适应的“变革加速期”现象值得关注。放眼那些“成功国家”,更可观察到一种“廉洁拐点”现象,即历经国家治理体系的质性变革,走出与工业化、城市化加速期相叠加的腐败高发期,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制度体系的成型及核心价值的锻铸。

  从书中列举的史实可知,现代国家的廉洁拐点既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现象,也是一个持续性的政治、法治和改革进程,意味着廉洁公共品的社会总供给出现了重大的结构性调整和趋势性改变。这个过程伴随着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法治化、开放化、共享化,治理腐败“模块”被嵌入社会转型的中心地带,牵引形成了净化和优化政治生态、社会环境和市场秩序等的“涡旋效应”。现代廉洁拐点往往表现为一国政治输出端对国民需求端的能动适应,包括但不限于针对公职人员的廉政风暴、问责高压和绩效革命,倒逼权力运行、利益规制和公共伦理等方面发生深度变革。

  从瑞典、新加坡等国迎来各自廉洁拐点的进程中,可以看出“一核心,两步走,三代人”的共性规律。如20世纪30年代发端的瑞典廉洁拐点,关键是社民党作为“政治核心”推行全民福利改革,赢得了重建国家秩序的长期执政机遇;60年代肇源的新加坡廉洁拐点,离不开李光耀这个国民领袖和人民行动党这个长期执政核心。所谓“两步走”,是策略方法上坚持问题导向,先“治”后“理”、由表及里,赢得治本时间和改革空间。所谓“三代人”,是指廉洁拐点能否“坐实”,需两三代人检验和体认。两三代人,二三十年,就是20世纪所展现的这些“内向型”廉洁拐点的周期性特点。这些基于“廉洁拐点”概念的分析别开生面、独树一帜,为全面审视中国反腐败进程提供了对比谱系和理论工具。

  要善于进行独创性的深度思考

  由于近年来国内外腐败和反腐败问题持续升温,反腐败相关研究几成“显学”,投身其中著书立说者不乏其人。但综观概览下来,理论和实践“两张皮”的有之,“舶来”和移植国外成果的有之,掉入“故纸堆”闭门造车的有之,热衷猎奇阴暗面吸引眼球的亦有之。而那些兼具历史意识、哲学思维、国际视野、文化情怀和时代精神的精品力作,可谓之凤毛麟角。《廉洁拐点》一书作者既长期痴迷于反腐败研究,又多年从事纪检监察实际工作,以独到深刻的理性思维见长,此番为读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精彩阅读体验。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提出一个全新的观点:中国廉洁拐点将是人类社会进入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之后,基于执政党的“党内-党外”监督互动机制(即“党内治理开放化”)和治理腐败的“国内-国外”协同联动机制(即“国内治理开放化”),成功展现的第一个“双重外向型”或者说“双向开放化”大国廉洁拐点。与20世纪的瑞典(福利改善型)廉洁拐点和新加坡(法制强推型)廉洁拐点不同,中国从一开始就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倡导的腐败治理“公约项”与本国治理行动结合起来,体现出积极运用国际国内两种治理资源、两个治理网络、两种治理力量的巨大优势。

  因此,作者指出中国共产党既在国内巩固深化阻击腐败的主战场,又通过追逃追赃成功开辟了海外“第二战场”,不但在实践层面首次实现追回人员超过外逃人员,而且在规则层面首次出现中国主导的国际反腐败宣言和相关议程的务实进展。从亚太地区官方论坛APEC到全球首屈一指的大国协商共治机制G20,从《北京反腐败宣言》到《追逃追赃高级原则》……中国引领的以追逃追赃为核心机制的国际反腐新秩序加速“显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新型大国,从国际反腐败参与者逐渐成为受尊重的新议程设置者、新改革推进者、新规则议定者,其国际贡献和全球影响越来越得到公认。

  要勇于贡献开创性的思想成果

  读懂中国,首先要读懂中国共产党;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在今年初的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的重大判断,为洞悉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一锤定音,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兑现自我革命承诺的坚定信心。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据我所知,高波在2013年底就曾公开撰文提出“廉洁拐点或加速到来”的观点,并在过往几年间对这一实践命题持续精研细究。刻下,《廉洁拐点》一书新鲜出炉,为解读十八大后以腐败治理和党内治理为肯綮的“新治理革命”立言发声,既难能可贵,又合时应势。作者指出,中国的廉洁拐点既非空降,亦非舶来,既呈现原创特质,又契合共性规律,并且深植于这片国土上的党情国情和党心民心之中,有其逐渐清晰的主题主线和不断成型的脉络轨迹。十八大后以八项规定为标志的“正风反腐冲击波”,通过正风反腐、标本兼治为全面深化改革“导航”,针对全面从严治党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查漏补缺、建章立制,以贯行八项规定精神强化令行禁止的制度执行文化和去特权化公共伦理,从而把公共权力关进更加牢靠的法纪之笼。其后至2049年,有望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如果说第一阶段是制度加速定型期,第二阶段就将是治理渐趋成熟期。

  作者认为,治理腐败永远在路上,廉洁拐点不是一劳永逸的终点,而是国家成长新起点。厚植廉洁拐点期的“民心红利”“制度红利”和“法治红利”,固化长期执政党加强自我革命和党内治理的战略定力与“治理红利”,将提升中国政治的确定性、国家治理的稳定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可预期性,并实现党内治理与国家治理、全球治理的有效联动,走出既不同于欧美政党也不同于苏东共产党的治理新路,既带给国人更多更实在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和公平正义感,也带来更多更好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全球治理活力。

  大时代需要大思考,大变局需要大战略。《廉洁拐点》旁征博引、纵横捭阖,提出的一系列开创性思想成果直指现实、振奋人心,且让我们拭目以待,亲历共证。(作者姚桓系北京市委党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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