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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历史学家戴逸: 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过去,就不能正确地面对现在和未来

 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浏览次数:   2016-02-17   字体大小:[大][中][小]

  “现在和未来,都是过去的继续延伸,历史的因,铸成现实的果。现实的一切,或成就,或挫折,或胜利,或困难,无不萌生于过去”

  问: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习近平总书记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请您具体谈谈历史之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生命个体的意义?

  戴逸: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有几千年不间断历史记录的国家,历史学在我国具有悠久的传统和深厚的基础,从甲骨文、金文、《尚书》,到《春秋左传》,到司马迁的《史记》,二十四史,如此连续未中断的历史记载,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过去几千年的史学成就是我国文化遗产中弥足珍贵的部分,它记录了中华民族生活、战斗和前进的历程,总结了先辈们的经验,反映了祖国伟大光辉的文明成果。

  我作为历史教师,认为历史能够给人们智慧、力量和信心,帮助人们认识社会、认识人类自身的发展。为了认识社会,认识前途,认识人类自我,必须借助过去,观察它在一个较长时段中存在和发展的形式,进行历史的反思。历史科学的作用,可以使我们在一个巨大的远景中,在过去至现在的长期发展中,观察自己和自己的社会。这样才能够透彻地了解现在、预见未来。历史科学研究的对象虽然是过去,它为过去提供较为客观、较为正确的图像,但它的意义并非只局限于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过去的继续延伸,历史的因,铸成现实的果。现实的一切,或成就,或挫折,或胜利,或困难,无不萌生于过去,无不和过去结有不解之缘。对过去的事情进行研究和解释,正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在和未来。人们之所以重视历史科学,也因为他们带着现实中的迷惘和困惑。不得不求助于历史,寻求比较正确的答案。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过去,就不能正确地面对现在和未来。

  历史与现实紧密相连,与当前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文化等各个方面息息相关。我们现在遇到的一些问题,很多能从历史中找到答案。比如南海问题,光绪年间,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就带水师在南海各个岛屿巡逻,并在南海岛屿上立碑表明是我们的领土,这就是南海是我国领土的铁证,这些都是历史的真相。

  就我个人来讲,历史给我的吸引力是非常大的,我在历史学的路途上跋涉60余年,对这一选择无怨无悔。我开始在上海交通大学读铁路管理,后来抗战胜利,北大从后方回北京经过上海,借交通大学招生,我参加了考试,考中之后放弃了交通大学的两年学籍,读了北大历史系。令我特别难忘的是,第一次进入北大历史系图书馆的时候,真是眼前一亮,藏书浩繁,有很多过去只听到过名字、但没见到的古籍图书,对我来讲喜欢得不得了。

戴逸接受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专访 

  “强烈的历史落差使得后世的中国人刻骨铭心,他们毕生投入到拯救中华、复兴中华的斗争中,努力打造和再造一个强大的国家”

  问: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您曾经用兴、盛、衰、亡四个字来概括这段近三百年的历史。这段历史对后世有何殷鉴?

  戴逸: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且灭亡至今仅有百余年,离我们时间最近,对现实生活影响很大。清朝创造了辉煌功绩,形成了一个凝聚力极强的民族大家庭和繁荣昌盛的经济文化,但同时它在全球一体化浪潮中以及殖民主义入侵之下,在应对外来入侵时,屡战屡败,从辉煌的顶峰一下跌入万丈深渊,变成了半殖民地。强烈的历史落差使得后世的中国人刻骨铭心,他们毕生投入到拯救中华、复兴中华的斗争中,努力打造和再造一个强大的国家。因此,清朝历史的内容重要、丰富、复杂,并且激动人心。

  三百年的清朝历史,我用兴、盛、衰、亡四个字来概括。

  “兴”是指努尔哈赤起兵,中经皇太极经营、顺治入关,直至康熙平定三藩和收复台湾,这段历史奠定了清朝的基业。17世纪刚刚形成的满族,弥漫着一种奋发、上进的精神,这是它不断取得胜利的一个主要原因。这种精神表现在英勇善战,表现在它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善于学习周围各个民族的一些长处。

  “盛”是指康熙收复台湾后,战略中心转移到北方和西北,抗击俄国,平定准噶尔,造就了一个新的更大的统一,同时又恢复发展国内的经济,到乾隆时代达到鼎盛。这是我们18世纪主要的历史,为今天中国这样的局面作出了铺垫。

  “衰”指的是从嘉庆、道光、咸丰,一直到同治初年,从盛转衰。在此期间,国内外的斗争非常尖锐,一方面是农民起义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另一方面是外国的入侵,即两次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正常的历史进程。让我感触很深的一点就是,在这个阶段,衰落的时候,它挣扎、自救,力图挽救危机,但屡次丧失时机,终未成功。时机,一去不复返。丧失时机,是最大的失败!

  最后是“亡”,指从同治三年一直到清亡,清朝经历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入侵,最后众叛亲离,孙中山振臂一呼,推翻了清朝,跨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这段历史,其前期在发展经济文化、巩固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等方面有重大功绩,其政策措施,多可借鉴;中叶以后,内外矛盾尖锐,实行闭关锁国,拒绝进行改革,政治日益腐败,其失误和教训,实足发人深省。

戴逸接受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专访 

  “我国非常重视‘以史为鉴,资政育人’,善于借鉴往事,吸取经验教训”

  问:谈到与《清史稿》相比较,新世纪编纂《清史》有许多可作超越之处的时候,您说:“倒不是修史人的本领大,而是时代给予修史人的厚礼。”如何理解“时代给予修史人的厚礼”?请您介绍一下《清史》编纂工作的进展。

  戴逸:我国非常重视“以史为鉴,资政育人”,善于借鉴往事,吸取经验教训。同时,我们还形成了易代修史的传统。宋修唐史、元修宋史、明修元史、清修明史,这一修史的优良传统绵延不断,经久未衰。易代修史往往比较公正,离得远了,看得也清楚。

  北洋政府曾开设清史馆,编纂清史,历时14年,至1927年完成536卷的《清史稿》。但由于编纂《清史稿》的人大都是清朝的遗老遗少,对清王朝恋恋不舍,故而在不少重大问题上记载失实,评论不公,国民党统治时代被列为禁书。平心而论,《清史稿》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但也存在严重的缺陷。此外,档案之于修史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第一手的档案记载,编出来的历史是不真实的。编纂《清史稿》时,清宫所藏历史档案仍存放在宫里,尚未为世人知,大大影响了修史质量。

  2002年8月,在国家大力支持下,《清史》编纂工作正式启动。相较于《清史稿》,各方面编纂条件都较成熟,档案资料也很丰富。目前《清史》已经完成110多卷的稿本,但还要经过精打细磨,肯定比《清史稿》质量要好。此外,《清史》编纂中,写作固然很重要,文献整理工作也是很关键的组成部分,不可或缺,至今已经出版了很多资料、档案等文献,比如《清代诗文集汇编》,共800册,收录清代诗文集4000余种,录诗文不下500万首,全面展现了清代诗文的全貌和特点。

戴逸接受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专访 

  “一个盛世的到来必定要有反贪腐作为先导,反贪腐是盛世到来的推动力和有力手段,为盛世开辟道路,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问:清朝的康雍乾三代,都对贪污腐化采取了比较严厉的惩治措施,请您具体介绍一下。

  戴逸:在我国历史上,各朝都反对贪腐,留下了很多惩治贪腐大案的资料。我认为,一个盛世的到来必定要有反贪腐作为先导,反贪腐是盛世到来的推动力和有力手段,为盛世开辟道路,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比如乾隆盛世的到来就不是偶然的,雍正皇帝雷霆手段、全力以赴反贪腐,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乾隆初年官场风气清正,推动了盛世的到来。贪腐导致财政、经济羸弱,发展阻力大,不打击贪腐官员,工作进行不下去。

  从清朝来讲,康雍乾三朝反贪腐都有各自的特点,环境不同、手段不同,效果也不一样。

  康熙继位以前,中国经过长期的战争,环境恶劣,不仅老百姓水深火热,政府也贫穷,发不出各地官员的俸饷,无法养活自己的官僚,一定程度上默许了官员贪污。那时官员的薪资低,一个知县的工资是25两银子。这是什么概念?《红楼梦》里刘姥姥算“螃蟹账”,说是大观园的一餐螃蟹宴一共花了20多两银子,够庄稼人一年的开销了,就是说,当时知县的工资也就相当于一户农民的全年支出。所以康熙以前的史料中几乎没有反贪污,风气混乱。康熙亲政之后,提出“官清”,就是指治理吏治。

  康熙的治理手段是教育,推崇理学、道学,推行《圣谕十六条》,要求官员、百姓都要参与,每个初一、十五宣读,教育官员要爱民、对老百姓好,修身养性,起到了一定作用,涌现了如于成龙等一些修身养性功夫做得好的人,明白怎么做人、做官,有自己的信条。同时康熙注重树立清官榜样,比较有名的如张伯行、张鹏翮等等。此外,也惩治了一批贪官,比如“昆山三徐”,徐元文、徐秉义、徐乾学三兄弟,后来被贬职。总的来说,康熙时代惩处力度相比于雍正和乾隆,不是那么大。

  雍正就不一样,他采取了一些制度遏制贪腐。到了康熙晚期,官场趋于混乱。雍正元年正月初一,发布的第一份诏旨就是给全国的督抚州县讲为官之道,层层告诫。另一方面,他也大力惩治贪官。当时亏空国库现象很严重,省里、县里都如此。雍正上台之后严查亏空,于元年成立了会考府,主要功能就是反贪污,专门考察各地方亏空的情况,在全国甄别贪官,一旦发现就要他们退赔。曹雪芹家就是因此被抄。雍正惩处贪官力度大,手段严厉,而且不避亲。有人揭发一个官员贪污了四千两银子,奉送给了15个人,这15个人里面有他的十二弟允祹,雍正把送钱的单子全部公布,要这15个人退赔,允祹没有钱,就在王府前把家具摆出来变卖。这种惩处确实对遏制贪腐起到了一定作用,刹住了风气。雍正还实行“耗羡归公”,不仅减轻了人民负担,还以此设立“养廉银”,大幅度提高官吏们的俸入,保证廉政的推行。

  乾隆上台的时候,前期官场清正,吏治较好。乾隆十三年以前只杀过一个大的官僚,三朝的老臣子鄂善。那时,乾隆刚定了贪污一千两以上就要判处死刑的规矩,没过多久就发现鄂善贪污四千两。因为他年龄很大,乾隆不忍心杀他,辗转反侧考虑了一晚上,最后命他自尽。

  乾隆时代,国家富裕,国库充盈,贸易市场很大,与外国通商频繁,但同时出现了漏洞,对于礼义廉耻不太讲了,风气慢慢就坏了,以至于吏治败坏,贪污贿赂公行。乾隆也企图挽回这一江河日下的趋势,他命令检举整顿,屡兴大狱,用严刑峻法打击贪污贿赂的不法行为,因贪污受贿被杀戮、关押、遣戍的官僚多得不可胜计,虽然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腐败风气,但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比如他的皇贵妃高氏的家人,高恒、高朴,分别因为中饱私囊和盗鬻官玉被问死刑。

  清朝最大的贪污案甘肃冒赈案发生在乾隆四十六年。甘肃连年大旱,饿死不少百姓,当地官员请示朝廷开展捐粮运动,捐得多的富户可以取得“监生”资格,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只收银子不收粮食,数年之间,就筹集了上百万两白银。这笔钱很多没有用来救灾,而是在编造假账报销后,被各级官员私分。这些官员搞成利益集团,发现一个人,牵出第二个人、第三个人,最后一共杀掉包括总督、巡抚等在内的知县以上官员60多人,充军50多人,还有被监禁和革职降职的。这是清朝最大的一个案子,不只涉及甘肃一个省,还牵连到别的省。

  封建专制体制根深蒂固,到康雍乾时期更是变本加厉。在经济发展、社会财富增加的情况下,权力高度集中,缺少制约,缺少法治,很容易导致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

  举个乾隆的例子。他身边的大贪官和珅,非常得他器重。有个叫曹锡宝的御史,不敢弹劾和珅,就弹劾了和珅的两个家奴。这两个家奴在通州开了典当,有地多顷,钱财丰厚,一个官吏的家奴有那么多钱,可见这里面有问题,希望乾隆往上查一查。皇帝说好,查一查,他倒没让和珅去查,他当着和珅面让别人查。和珅立刻就通风报信,让家奴赶紧把当铺、字号给毁掉,结果查无实据,就躲过去了。后来乾隆一死,他的儿子立马就把和珅抓起来,有一句话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可见贪腐程度非常厉害。

  乾隆五十五年,大臣尹壮图上了一道奏折,说各省仓库里面存的银子、粮食都少了很多,让那些贪官拿走了。乾隆一听就火了,你说各个省都这样?我不信,你这样说就是把我当成糊涂人了,天下事竟然你知道我不知道?既然这样,我派两个官员跟你去各个省查。查了七个省,每查一个省,那两个官员就预先通知沿途赶紧把仓库补满、库银补足,一查结论是粮库俱满、库银俱足。这不是诬告官员、诽谤朝廷吗?尹壮图被革职回家。

  由此可见,那个社会里面,搞反贪污是搞不彻底的。

戴逸接受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专访

  “修齐的基础没做好,很难治国平天下。如果要治国、平天下,自己的性情不恬静,贪婪的性格没有改变,就管国家大事,能不出毛病吗”

  问:历史学家要有史德,“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秉笔直书,不溢美不隐恶;为官者要有官德,“廉不言贫,勤不道苦”。人而无德,行之不远,只有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其才方能用得其所。您怎么看待道德对一个人、一个国家民族的影响?

  戴逸:做什么事都要有道德。做史官要有道德,秉笔直书,因为写的是一部正史,不能涂抹改写,否则就是历史伪造。“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中齐太史的故事,讲的是齐国的大臣崔杼弑君齐庄公,齐太史乃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就杀了齐太史,太史的两个弟弟也如实记载,都被崔杼杀了,最后一个弟弟还是这样写,而且有个南史氏还在那儿等着,如果崔杼把这个弟弟也杀掉,他还准备继续记载此事,前仆后继,认为这是光荣的。

  为了这种史学家的道德,还要细心求证,我们现在也很注意,有的史料中的档案也不能完全相信,因为档案是官方记载的,代表的是官方的观点。比如孝庄太后下嫁给多尔衮,有没有这事,从档案上查不出来,不会记载,那么就要去找其他资料。类似的问题很多。

  对于从政的人来讲,道德也是非常重要的。过去,理学家就讲究养性,修齐治平,这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修,首先是修身、讲道德,齐家,要治家、家要管好,然后才是治国平天下,修齐的基础没做好,很难治国平天下。如果要治国、平天下,自己的性情不恬静,贪婪的性格没有改变,不能约束家庭成员在外胡作非为,这样管理国家大事,能不出毛病吗?很容易被诱惑,被物质利益诱惑。

戴逸接受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专访

  “当前,我们处于这样一个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要爬上这个坡去,坚决惩治腐败非常重要”

  问:您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您对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有哪些建议?

  戴逸:现在这方面的成果还是比较大的,一年查处那么多腐败分子,社会风气也有很大变化,我们都很高兴。

  从历史上看,时间、地点、条件不同了,做法也不能与过去相同,但有的做法有一些借鉴意义。比如注重教化,加强传统文化的教育。公务员读书很重要,不只是学习知识,更要通过读书学会做人。一个人的一生要有抱负,有一个良好的志愿,就如同一个国家要有一个目标。活着干什么?活着不是为了享乐,这种是比较低级的。高尚的爱好、高尚的性格哪里来,从读书中来,读书就能够修养身心。此外我认为任职回避也可以借鉴,过去本县的人不能当本县的知县,本省的不能当本省的一把手,免得七大姑八大姨、亲戚朋友都卷进来,如果领导都是本地人,就比较容易发生问题。

  当前,我们处于这样一个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要爬上这个坡去,坚决惩治腐败非常重要。如果这方面的工作停滞下来,那就极有可能成为我们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我们这样的一个大国,迈不过去这个陷阱,就没有人能养活我们。

  问:还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您就在进步书刊的影响下,组织发起学生运动,并因此受到反动政府的通缉,后来通过地下党组织的帮助奔向解放区,从此翻开了人生新的一页。您说您第一次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犹如发现了新世界?

  戴逸:我从小看历史书很多,但看的都是线装书,到了北大读书之后,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如共产党宣言等等,这些引导我参加了革命。在北大读了两年以后,因为参加学生运动,受到通缉,就到了解放区。我原名叫戴秉衡,后来改叫戴逸,这个“逸”字就是从北京逃亡之际更改的。

  我喜欢历史、爱好历史,可是那时一点儿都不了解当代历史,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世界。到了解放区以后,我才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英雄人物与事迹,闻所未闻、从来也没有见过的。还有一点,我年轻的时候是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那是一个阴暗的世界,一到解放区,情况完全不一样,是一个光明的世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军民关系非常好,大小干部吃的饭都是一样的,是一个平等的世界,每人每月都是发6斤小米,大概现在折合成两三块钱,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生活,跟以前在日本统治区大不相同。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的变化太快了,当年我从来没想到我能活到90岁,我也没想到能看到今天的世界,现在的物质财富是过去不可比拟的,当初没想到中国有今日辉煌的成就、如此的成绩。作为一名老党员,我感觉到非常自豪和幸福。

戴逸接受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专访

  “我的梦想就是《清史》编成,再就是能看到国家越来越富强”

  问: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抗战爆发那年您11岁,到抗战胜利时19岁,您说自己青少年的“花季岁月”是在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蹂躏下度过的,饱受难以笔述的欺凌和苦难。您用“屈辱、悲惨、痛苦和恐怖”来描述在沦陷区的那段生活,您的第一部著作《中国抗战史演义》反映的也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故事。经历过民族危亡的时刻,您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不是会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戴逸:那太深刻了,日本占领时期人民过得非常的痛苦。我的一个哥哥、一个堂兄就是被日本鬼子抓起来拷打、枪毙的,我父亲被汉奸政府抓起来关了两年。当时看到中国军队老打败仗,心里面很难受。

  我的家乡在江苏常熟,淞沪抗战时,我们全民支援上海的抗战,我父亲当时是县里抗日后援会的会长,忙得不可开交。淞沪会战失败后,日本鬼子一下子打到了我们家乡,我们家逃到苏北。等回去的时候,整个城市全是炸毁的或者被火烧掉的房子,尸横遍野,而我们那个城市本来是很繁荣的。家乡原来有个闹市区,日本鬼子来了,变成了最阴暗的地方,关押了很多人。有一次在长江边上,我看到有人被鬼子扔到长江里面去。但是,日本鬼子越是残暴,我们对他们的痛恨也就越多,爱国心就越高昂,我们那里是著名的新四军游击区,沙家浜就在我们县,有时战斗打得非常激烈。

  现在,我感到国家的前途大有希望,我小时候就没能想到今天国家的这个繁荣程度。记得20几岁刚到北京来的时候,北京破烂得不得了,交通也不方便。我到北京读了两年书,就到过王府井和东四,要是没车再远就去不了了,当时穷学生,坐电车也没钱。中国那时的穷困、那种一穷二白的环境,年轻一代人是不知道,中国建设到现在这种程度真不容易,尽管我们国家还有一些缺点和问题,尽管我们现在爬坡很吃力。回想当年,我们国家都是挨打,现在才真正看到希望,不仅是曙光,现在是光明。今昔对比,我们这一代,算是幸福的一代。

  至于梦想,我的梦想就是《清史》编成,再就是能看到国家越来越富强。

  “为政四要,勤能廉明”

  问:请您给广大党员干部题写一段寄语。

  戴逸:“为政四要,勤能廉明”。我认为勤、能、廉、明这四个字应该是衡量一个从政者的四个标准。勤,是指勤快,不能懒惰、不作为。能,是指能干,这一点要通过读书来提高。廉,是指廉洁,洁身自好。明,要明白事理,不能当糊涂人。

戴逸寄语

(采访整理: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鲍爽 摄影:张祎鑫)

  戴逸简介:

  戴逸,1926年出生于江苏常熟。现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长。主要著作有《简明清史》《二十世纪中华学案》《清通鉴》等。

  采访札记

秉笔直书兴盛衰亡之道

  有人赞他“戴公桃李满天下”,他笑一笑,说自己只是普通教师;有人称他清史泰斗、史学重镇,他摇摇头,道自己只是一个修史人。他是戴逸,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著名历史学家。 

  寒冬的清晨,戴老与我们如约坐在位于海淀区苏州街的清史编纂委员会办公室里。办公室不大,几组书柜几占半壁江山,柜中是满满的《清史》稿件。面前的戴老,鹤发寿眉,精神矍铄,他与我们谈文化、谈清史,也谈自己的人生。 

  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这位史学家的一生也如一段历史,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交织在一起,跌宕起伏。52岁受命组建清史研究所;76岁披挂上阵出任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主持《清史》纂修工作;如今90岁高龄仍心系清史不肯懈怠。 

  清史是戴老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几十年来,他寝于斯,食于斯,学于斯,行于斯。他为我们展示这个封建王朝的机遇和命运,为我们分析这段300年兴盛衰亡历史的殷鉴与启迪,还为我们勾勒康熙、雍正、乾隆等一个个历史人物的光影。 

  镜里朱颤都变尽,只有丹心难灭。谈及家国,戴老的眼眸中是自豪。他说谁能想到我们的国家,区区几十年的时间就能从曾经的积贫积弱、任人宰割发展到今天的繁荣昌盛;对比历史,他说现在是最好的时光,我们是幸福的一代,中国的前途大有希望。谈及正风反腐,他说一个盛世的到来必定要有反贪腐作为先导,这是盛世到来的推动力和有力手段。他为我们列举康雍乾三朝的治理腐败举措,也客观分析举措背后的来龙去脉与利弊得失。他对今天全面从严治党的成果交口称赞,也坦言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这股劲不能松,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戴老还与我们谈传统文化,讲述修齐治平的价值;谈追求,说人要有抱负、有良好的志愿,不能贪图物质上的享受;谈乡情,提起十几年未回的江南故里,言带唏嘘。 

  访谈间歇,他带我们参观陈列在书柜里的《清史》稿件,他的目光流连在一本本书稿上,他的手抚摸在一张张纸页上,满含感情。翻开书稿,随处可见他批改的痕迹。“每当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时,独处小楼之上,青灯黄卷,咿唔讽诵,手握形管,朱蓝粲然。”这是戴老对自己年少读书情景的描述,忆及启蒙自己的师长和相伴学海的友人,他的语声尽是怀念。这位自孩童时就钟情文史的大家,无愧于“读书的一生,笔墨的一生”。 

  访谈历时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很长,长到仿佛在老人的娓娓道来中穿越了清代300年的历史之河;这两个小时也短,短到很难鞠取老人智慧之泉和丰盈人生之一抔。结束时已过了午饭时间,工作人员为戴老打来的饭菜已经微凉,餐盘中是清淡的两三样小菜。 

  史德者何?著书者之心术也。“我的梦想就是《清史》编成,再就是能看到国家越来越富强。”戴老的这句话在耳边久久难以忘怀。(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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