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文学 廉政书画 廉政漫画 廉政史鉴 闽东历史廉洁人物荟 文化之约

“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而写”
——访著名作曲家傅庚辰

 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浏览次数:   2016-06-20   字体大小:[大][中][小]

“聆听大家”系列访谈——
著名作曲家傅庚辰:“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而写”
 

  傅庚辰,1935年11月生,黑龙江双城人,著名作曲家。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荣誉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正军职少将。曾为《闪闪的红星》《地道战》等七十多部影视剧创作音乐,其中《红星照我去战斗》《映山红》等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


  “人为什么活着呢?要为人民活着,为国家活着。这对我的艺术人生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

  问:1948年,12岁的您离开家乡参军,考上了东北音乐文工团,身边很多从延安鲁艺来的老同志都是在艺术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大师,比如吕骥、刘炽、瞿维等。那段时间的学习经历,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傅庚辰:应该说有很大影响。我那时候小学四年级,连五线谱都不认识,可见我的文化程度之低,音乐水平之差。当时给我分配的任务是学吹笛子,我本来想学小提琴,但是没有。那时候条件很差,一共只有三把小提琴,都给年纪大的同志工作用,轮不到我们学习。

  我学吹竹笛子,还学音乐基础知识,学五线谱。再就是文化课,我们那个班属于音乐工作团第六班,都是岁数小的,最大的15岁,最小的10岁,政治课、业务课、文化课都要学习,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那时候,因为粮食不够,我们每天都要吃一顿稀饭。没有菜金,我们就把院子旁边的煤渣场开出来种菜。那时候东北3月很冷,我的床上没有褥子,我睡在一个草垫子上,这个印象很深。在那种条件下,大家情绪却很高昂,那时给我们的教育,就是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人为什么活着呢?要为人民活着,为国家活着。从那个时候,这个东西就在我脑子里扎下根了。我走向革命音乐创作道路,和这个有很直接的关系。

  团里很多老同志都是从延安来的。像吕骥,他是延安鲁迅文艺学院继冼星海之后的文艺系主任。刘炽是延安鲁艺的学员,跟冼星海学作曲和指挥。瞿维就是《白毛女》作者之一,钢琴家。一共有10位左右的老同志,他们就是我们的老师,给我们上业务课,教会我们唱很多革命歌曲、民歌、抗日歌曲,比如《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等。这些革命歌曲、民族音乐、民歌的音调,在艺术上对我有很大的熏陶。应该说,那个启蒙时期,对我的艺术人生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

  “一是要吃透作品的主题思想,这个电影表现什么内容的;二是要吃透作品的艺术风格,用什么样的恰当的艺术形式、艺术风格来表现这个电影的内容。”

  问:您创作了《雷锋》《闪闪的红星》《地道战》《风雨下钟山》《挺进中原》等70多部影视剧音乐作品,其中很多成为传唱至今的经典,您认为要写好电影音乐,最重要的是什么?

  傅庚辰:有两条,一是要吃透作品的主题思想,这个电影表现什么内容的;二是要吃透作品的艺术风格,用什么样的恰当的艺术形式、艺术风格来表现这个电影的内容。这是两条很根本的东西,用我的话叫“两个吃透”。

  吃透作品的主题思想,首先要把握住作品的主题,它是写什么的,为什么写的。比如我写《雷锋》的时候,就有一个思想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

  再说吃透作品的艺术风格,这往往决定作品的成败。你是艺术作品,不是政论,不是报刊杂志文章,那你就要用恰当的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来表现这部作品的思想内容,如果选得不恰当,那是要失败的。这一步很重要,《雷锋》歌曲的创作,就给我很深的教训。

  我是在1964年初,接受创作电影《雷锋》音乐的任务。雷锋是解放军的模范英雄人物,这当然很清楚,可是用什么形式来表现呢?当时我约请沈阳音乐学院一位文学教授写了歌词,叫《高岩之松》,把雷锋比喻为高高的岩石上生长的一棵松树。然后我就带着歌谱到雷锋班生活,找雷锋的指导员访谈了五次;又找乔安山,就是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的主人公,谈了两次。然后参加雷锋班的班会,到雷锋劳动过的鞍山工厂去参观。在雷锋生前连队的陈列室,我看到雷锋的遗物,比如说节约箱;还有他的袜子穿破了,补了又补,不去领新的。我还听说他带病帮助附近的小学,走了30里路把老大娘从火车站一直背到村里,等等这些事情,这时候我的思想就起变化了。

  雷锋和黄继光、董存瑞、邱少云一样不一样?后三者是产生于战争年代的英雄模范,他们的事迹是生死关头的最高动作。而雷锋的事迹都是一点一滴、平平常常的事。什么是雷锋的特点?他的特点是伟大寓于平凡,要把他写成“高岩之松”,那就不是雷锋了。后来回到北京,我日思夜想,怎么才叫伟大寓于平凡呢?有一天工作到夜里12点钟,人也疲倦了,关灯睡下来,实际没睡着,脑子里老在翻腾:什么是伟大寓于平凡?突然——“雷锋,我们的战友,我们亲爱的弟兄”,词曲同时蹦出来了。我一激灵,马上就拧开灯。

  “雷锋我们的战友,我们亲爱的弟兄”——兄弟和战友都是一样的人。“雷锋我们的榜样,我们青年的标兵”——雷锋是我们队伍里的人,但他是我们队伍走在前边的人。这就把平凡和伟大两个方面都抓住了。我一口气把曲调写好,倒头就睡,第二天词很快就填进去了,这首歌就这样产生了。

  “搞创作,如果对题材的背景都不熟悉,那你无法深入。最根本的,你要去生活,要深入到这个作品背景里,到它产生的地方,到人物所在地,这个是必须的。”

  问:电影《地道战》的歌曲是您的一大经典作品。您能讲讲它是怎么创作出来的吗?

  傅庚辰《地道战》的创作是在《雷锋》之后,1965年。开始我在北京写了一首,很平淡,我自己也不满意。后来摄制组在河北拍外景,我就去了外景地,冉庄、李庄。地道很泥泞,很矮,我哈着腰在里头钻着。那些神出鬼没的地道口,有的在碾盘底下,有的在灶台底下,有的从墙壁出来,有的从庄稼地里出来。我还走访当年打过地道战的老民兵,看大刀、长矛、土手榴弹等等。

  经过这样一段之后,地道战在我脑子里的形象活了——地道不是那么死板的,把日本鬼子打得蒙头转向,就因为我们机动灵活。

  有一天,摄制组拍外景,喊我去,我就跟在他们大队后边走,走到村子边,再过路就要进庄稼地了,突然脑子里冒出来——“地道战,嘿,地道战,埋伏下神兵千百万……”我调头就往回跑,跑到我住的老乡家里,就写出来了——“千里大平原,展开游击战。村与村,户与户,地道连成片……”

  不经历那样一段生活,如果只是在北京,写出来的《地道战》就极其平淡。我那时候也是刚搞电影,《雷锋》和《地道战》这两部片子对我的艺术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我认为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特别是作者,需要深入生活,需要认真学习。首先要广泛地学习历史、文学,搞创作,如果对题材的背景都不熟悉,那你无法深入。另外,最根本的,你要去生活,要深入到这个作品背景里,到它产生的地方,到人物所在地,这个是必须的。如果不深入生活,写的东西可能就不准确了。

  “与时代同呼吸,与人民共命运,这就是一个作曲家的历史使命。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而写,要反映人民的疾苦,反映人民的要求,而且要反映得准确。”

  问:您的音乐始终跟随着时代,抒写着历史。时代在变迁,您心中有哪些始终坚持不变的东西?

  傅庚辰:我觉得应该用两句话来概括,与时代同呼吸,与人民共命运。这就是一个作曲家的历史使命。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而写,要反映人民的疾苦,反映人民的要求,而且要反映得准确。

  当初,我接到为电影《闪闪的红星》写主题曲的任务时,已有三首歌词,《手捧红星盼红军1》《手捧红星盼红军2》《热血迎来红旗飘》。我就在公社卫生院里写下了总谱,从白天写到晚上。回到北京,我们音乐组三个人开小组会,我无意间拉开抽屉,发现里边放了一部《闪闪的红星》剧本的第三稿(我拿到的是第四稿),有一首《映山红》的歌词。我一念——“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亲人回,岭上开遍映山红”,我们觉得这个歌词写得好,感情很细腻,很深沉。我又给它动了三个字,把“亲人回”改成了“红军来”。他俩鼓动我作曲,但我说那三首歌都写完了,管乐总谱都要写好了,导演、主演都满意了,摄制组都通过了,马上就要录音了,我现在就把它否定了,从工作程序上也不合适,严格说我自己无权这么做。

  但最后我还是下决心,把那三首歌全否了。根据什么下的决心?我思考再三,就是根据此情此景——冬子爸爸已经走了,红军长征走了。夜半三更的时候,小冬子拿出来他爸爸临走时给他的红五星,问妈妈,我爸爸和红军什么时候回来?他妈妈能怎么回答他?她能说哪一月哪一天红军就回来吗?她这话是说不出来的。她能说哪一天就胜利吗?也说不出来。但是她向往胜利,向往她的丈夫和红军回来,她有这个信心。所以她用形象的语言说,等到满山的映山红都开了的时候,你爸爸和红军就回来了。她轻轻地说,然后话外出歌声,没有伴奏——

  “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寒冬腊月哟盼春风,若要盼得哟红军来,岭上开遍哟映山红,若要盼得哟红军来,岭上开遍哟映山红,岭上开遍哟映山红,岭上开遍哟映山红……”

  这个情景下,唱这个是不是更合适?这时候要听的是你心里的声音,不要想别的。此情此景下,艺术的要求就是唱《映山红》,只不过把“亲人回”改成“红军来”。

  《映山红》的曲调跟《手捧红星盼红军》有相似的地方,再加上经过深思熟虑,我用两个小时就写出了《映山红》,写出来以后如释重负。果然,流传的效果很明显。其实当时我本人没想过流传不流传,就觉得这样对得住自己的心里头。

  “艺术有艺术的特性,它跟民族的土壤是密不可分的。”

  问:您一生创作过很多音乐作品,在音乐创作道路上,您主张“现代技法中国化,音乐语言民族化,音乐结构科学化”。能否跟我们谈谈您的这种创作理念?

  傅庚辰:这三句话的形成,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它不是一开始就有的。第一次我讲出来的时候,是在2007年的中国艺术歌曲研讨会上,我作了发言,题目叫《艺术歌曲向何方》,发言里第一次提出来“现代技法中国化”。艺术歌曲当然会使用一些艺术技法,特别是现代的艺术歌曲,会使用现代的艺术技法。而我提现代技法要中国化,是有感而发,想法由来已久。

  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门窗都打开了,从经济建设上来讲,这是势在必行,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方法、管理经验,我们都吸收进来,这个对我们产生了非常重大的作用。那么文学艺术要不要学习?也要学习,因为世界都在变化、在前进,人家前进了,我们原地踏步就落后了,所以必须要学。

  但是,艺术有艺术的特性,它跟民族的土壤是密不可分的,你能够全部照搬吗?那不行,它会水土不服。可是一开始我们一些艺术工作者,特别是有些中青年同志,都是出自好心,为了使作品更完美、效果更好,把外边的技法全都照搬进来了,其实这是不科学的。你学了新的艺术技法,那你的作品应该更耐听、更好听,让群众更喜欢。而运用了现代技法之后,有时却适得其反——难听了,群众不愿意听了。现在回头来看,还是那句老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合适的就吸收进来,不合适的就要淘汰。

  所以必须现代技法中国化,把有用的东西拿来,和我们原来的东西相结合,关键是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其实现代技法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道理。中国革命就给我们提供了很重要的经验和教训。上世纪20年代后期、30年代,中国革命遭受了重大挫折,很大原因就是脱离中国实际。后来毛泽东把队伍拉上井冈山,之所以带领中国革命取得了成功,就是结合了中国实际。今年春节,习近平总书记第三次登上井冈山,语重心长地讲了一句饱含深情的话:“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

  革命要实事求是,建设要实事求是,文艺创作也要实事求是。这么多年,我们回首看一看,为群众所喜欢的交响乐作品,有哪几部?恐怕数不出来几个。问题出在哪儿?就在于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没有生动的语言,没有流畅的结构,没有动听的旋律,群众不愿意听,听不懂。

  我们有少数同志认为,交响乐不能大众化,交响乐就是小众的。他们其实没想明白一个道理,艺术、交响乐到底是为什么服务的?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没有生动的旋律,没有鲜明的调性,群众不愿意听。有的音乐会观众听到半截就睡着了,这种交响乐是什么交响乐?

  交响乐必须中国化,不中国化是没有前途的。群众愿不愿意听,听的人多还是少,这些问题想一想,就很清楚了。如果艺术脱离了群众,那生命也就要停止。这是我结合创作实际,结合这些年的创作经验和所走过的路,有感而发。过去,大家用心都是好的,谁也不是故意想把东西写坏,但确实走了一些弯路。

  还有,音乐语言必须要生动,要民族化。语言是作者和群众之间的桥梁。群众之所以能接受你,首先要有桥,群众又觉得你这个桥修得不错,才愿意走这个桥。语言是非常重要的,作曲家应该具有一定的语言能力,而语言从哪里来呢?从民间来,从生活中来,也从文艺作品的成功经验当中来,这些最需要下功夫学习。

  “特色是生命。所谓特色就是实事求是,符合中国实际。”

  问: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到,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您觉得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繁荣文艺创作,推动文艺创新?中国民族音乐未来应该走怎样的发展之路?

  傅庚辰:首先,文化是怎么定位的?习近平总书记已经定位得很清楚了,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是民族之魂,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我认为这足以说明文化的重要性。中国历史上,那么多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他们那些千古名作,滋润了多少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有多少人为了这个民族而流尽最后一滴血,倒在了前进的路上。文化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把我们的文化建设好,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民族音乐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发展,它需要发展,也必然要发展。因为有很多新的东西,那个时候没有,现在有了,需要给它以新的安排。这里有一首歌,《自个的事》,是新写的,写中国特色的。讲的是中国自己强大起来,强调是自个的事、自个的情、自个的目标,扬眉中国人。特色是生命,所谓特色就是实事求是,符合中国实际。这首歌的曲调从民间的音调基础上发展起来,但是和新时代的重大主题结合在一块。我觉得这就是民族音乐应该采取的一种方式、一种做法。

  民族音乐和时代的重大主题结合在一起,还有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我在2004年创作的大型声乐套曲《小平之歌》。其中有一首女声独唱《小路》,讲的是邓小平同志曾经在江西的一条田间小路上往返行走了1000多次。每一次行走,他不可能不想事情。他在想什么呢?在想党和国家的命运,民族的未来。我们作为作者,应该有时代的敏感,对于改革开放,我举双手赞成。所以我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创作了这部音乐。我曾三次到那条小路上行走,加上学习了邓小平同志的理论,最后有感而发,带着明确的认识和真切的感情写出了《小路》。

  “流行歌曲的创作和演唱,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我们应该给它以健康的引导。”

  问:近年来一些流行音乐选秀节目受到大众,尤其是年轻人的追捧,您怎样看待现在的流行音乐文化?

  傅庚辰:流行音乐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1985年8月,我被派到波兰担任世界第二十二届歌曲节的评委。到那儿之后,我才发现纯粹是一个流行音乐的比赛,那时流行音乐在国内也刚刚萌芽,我没有更多接触这种东西。

  当时亚洲评委只有我一个,通过和其他评委接触,我了解到,(在欧洲不少地方),特别是德国等,青年人喜欢流行音乐的能占百分之六七十。像这次比赛,在波兰半个月之前票就卖光了,有些大学教授甚至把一个月工资都拿出来买票。那个剧场实际不是什么正儿八经的剧场,就是一个山谷铲平一块地方,用有机玻璃在上面修了一个舞台,山谷风呼呼吹,两边没墙,上面有一个大篷布,钢架支撑起来。8月天,5000人的座位全都满了,老头、老太太甚至披着毯子去听。有时候唱到一点钟。那么大的热情,为什么呢?

  当时,我思想特别斗争,在想这个问题该怎么看待。我回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流行歌曲的创作和演唱,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不是你允许它存在它就存在;不允许它存在,它就不存在。我们应该给它以健康的引导,让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另外我建议,希望中国改年派出选手。中国不要置身度外,实际也没法置身度外了。改年文化部就成立了三人评选小组,我就是其中之一。我记得把韦唯选出来了,再转一年把毛阿敏选出来了,韦唯也是到波兰,毛阿敏到柏林,后来她们都成为了国际获奖者。

  “我理解的中国梦就是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问:听说今年6月底“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上,为庆祝建党95周年,长征胜利80周年,您将举办以“红星故事”为主题的个人作品音乐会。对于这场音乐会,您有怎样的设计?您将如何用音乐展现时代的发展?

  傅庚辰:是有这个事,我是应哈尔滨市之约。纪念建党95周年,又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这样光辉的节日,我尽一点力也是应该的。我现在初步设想的音乐会的结构大概是这样——

  前半场题目叫“红星故事”,就是要弘扬井冈山精神。

  后半场就是现代歌曲。其中有一首是套曲《航天之歌》,是2003年为庆祝我国第一次载人航天飞行而创作的。其中包括《中国飞船是神州》《航天摇篮曲》《航天圆舞曲》等七部作品。

  音乐会最后的歌曲《中国梦》,是2014年写的新歌。我理解的中国梦就是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和抗争史,我把歌曲的基调定为抒情的深沉,但是光有深沉还不行,后面还有进行曲的节奏,催人奋进,昂扬向上。这首歌我从2014年6月21日开始创作,到7月5日最后截稿。朝思暮想,反复推敲,修改22稿。经常半夜爬起来,把突然闪现的灵感记下来。

  “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坚定信念、坚定誓言。每个党员不要忘记自己入党时候的宣誓是怎么说的。”

  问:党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新的重大成效。您作为一位老党员,一名老军人,怎样看待全面从严治党?

  傅庚辰:现在我们进入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阶段,任务很重,也很艰巨。我觉得党员干部起码要做到几个“忠于”——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坚定信念、坚定誓言,每个党员不要忘记自己入党时候的宣誓是怎么说的。恐怕有些人就忘了,特别是那些腐败分子。

  纪检干部在我心目中是铁面无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我心目中很崇敬纪检干部。这几年反腐倡廉,深受人民的拥护,深得人心,我想它必将产生强大的现实影响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问:请您为广大党员干部题写一段寄语。

  傅庚辰:社会主义真,特色旗帜鲜。理想多美好,奋斗更灿烂。(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张琰)

版权所有 中共福建省纪律检查委员会 福建省监察厅 [闽ICP备13019752号]

关于我们 网站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