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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清史专家阎崇年: 蔑视宪典 三尺具在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浏览次数:   2017-01-16   字体大小:[大][中][小]

  阎崇年,山东蓬莱人,研究清史、满学,兼及北京史。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著名清史专家。多次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开讲。代表作有《努尔哈赤传》《清朝开国史》《康熙帝大传》等。

  抓吏治,永远在路上

  记者: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统一女真诸部,创建八旗,开创了清朝三百年基业。八旗制度贯穿于清朝的兴衰成败,有人说它是成就“康乾盛世”的种子,也是造成“光宣哀世”的基因,对此您怎么看?

  阎崇年:事物有阳就有阴,有明就有暗。清朝以八旗骑兵打天下,清朝以八旗制度定天下。清朝八旗军队、八旗制度,打天下、坐天下,都有重要的历史经验。但是,八旗军队、八旗制度是在战争环境、东北一隅形成的。建立全国政权之后,国家如何长治久安,官员如何既清廉又朝气蓬勃?八旗制度的定身份、定居住、定土地、定钱粮、定世袭等,起初是有积极作用的,后来形势变化,如何随之变化,这成为社会改革一大课题。多尔衮、顺治在位时间短,没有来得及改革这个根本问题。康熙、雍正、乾隆在位一百三十多年,面对八旗严重弊端,虽做过修修补补的改革,但没有与时俱进,针对体制弊病,进行重大改革,以至积重难返。最后清朝的覆亡,是从八旗内部腐朽而演变成的。譬如说,个别八旗子弟游手好闲是家教不好造成的,八旗子弟总体游手好闲则是八旗制度造成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而是八旗腐败自毁了清朝。

  记者:康乾盛世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个盛世。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与这一时期清政府在政治上励精图治是分不开的。请您谈谈这一时期清朝的吏治建设。

  阎崇年:康熙帝对中国历史做出了贡献。我称康熙帝为中国帝制时期的“千年一帝”。康熙大帝与俄国彼得大帝、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都是当时世界著名的君主。但是,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他55岁时,第一次宣布废太子。从此,废而再立,立而再废,陷于宫廷矛盾之中。缘此身患中风。康熙帝执政的最后十四年,身体多病,精力大减,政风问题,诸多表现:宽仁而吏治松弛,多病而锐气丧失,内耗而正风消钝,朋党而宫廷纷争——晚年缺乏政治家的锐气和朝气,也缺乏改革家的正气和勇气。他把一大堆问题留给了雍正帝。

  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初一,皇帝没有休假,不搞庆贺大典,也不举行团拜。干吗呢?他为了遏制腐败,整肃吏治,一给总督,二给巡抚,三给督学,四给提督,五给总兵官,六给布政使,七给按察使,八给道员,九给副将、参将、游击,十给知府,十一给知州、知县,十一道谕旨,全国同时发。这种刚猛之风,震撼整个官场!警告所有官员:“民脂民膏,朘剥何堪!蔑视宪典,三尺具在!”“三尺”有两种解释:一是指法律,“以三尺竹简书法律”;二是指刑具,“三尺木之刑”,就是夹棍,为最重之刑。雍正帝告诫官员:如果违法乱纪,仍不收手,要动真格的了,有法律在,有严刑在!这在全国官场产生了一次巨大的轰动,震慑了绝大部分官员。他创设会考府,清查奏销账目,核查库存钱粮——库银亏空、仓粮亏空,责任官员,进行追补。可以说,在雍正朝前期,吏治腐败受到打击,官员贪污大有收敛。但是到了雍正后期,由于他常常生病,身体不好,以及其他原因,顾不上治理腐败,贪腐又反弹了。古代人治多些,乾隆帝上台后,也整顿吏治,到后期官员贪腐再次反弹。

  对于吏治问题,它是波浪式的,不是治理一阵儿,就可以一劳永逸。廉政建设必须常抓不懈,永远在路上,这是历史规律。

  清代的家风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家族式腐败是当前腐败问题中一大顽疾,在腐败官员背后,几乎很难找出一个完全清白的家庭。现代官员怎么从历史中得到借鉴,以此打破夫人孩子全家齐上阵的腐败现象?

  阎崇年:封建社会的官员对家属防范是比较严的。比如,清朝张英,家庭管理特别严。他是大学士,夫人姚氏能诗擅画,是一个才女,为一品诰命夫人。但是,夫人在家里都是自己做针线活,穿的衣服,不仅打补丁,还都年久褪色。张英过60岁生日,身上的棉袄和脚上的鞋都是夫人亲手做的。夫人不仅料理家务,还教育孩子读书。他的儿子张廷玉也是一代名臣。所以,官员很廉洁的,家风也肯定好;官员贪污腐败,家庭也跟着遭殃。官员自律、律己,言传身教很重要,家里上梁正了,下梁也就不歪了。一般家族到了三代就不行了,但张氏一门,书香门第,前后六代出了十二位翰林、二十四位进士,父子为相,四朝帝师。史称:“自祖父至曾玄十二人,先后列侍从,跻鼎贵,玉堂谱里,世系蝉联,门阀之清华,殆可空前绝后矣。”(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五)可谓“合家顶戴”,满门朱紫。这就是家风传承得好。官员的官德正、自身正、家风正,对子女教育就正,这是环环相扣的。

  张英六尺巷的故事,传为千古佳话。故事说的是:安徽桐城张家和吴家为邻,吴家要拓展院墙,影响张家,张家不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是显宦,吴家是豪富,谁也得罪不起,知县就拖延不办。张家写信给当朝宰相张英,希望他修书给知县关照。张英见信后,提笔写道:“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家见信后,主动让出三尺。邻里吴家见状,深受感动,也让出三尺。于是出现至今犹在的“六尺巷”。此后,两家礼让之举和张英的“让墙诗”传为美谈。张廷玉继承父亲治家观念,他儿子张若霭殿试一甲第三名,主动将一甲之荣让于天下寒士。同时,张英、张廷玉父子也是“不想腐”的典范。雍正帝送给张廷玉一万两银子,让他在家乡给父亲建一座祠堂。祠堂建好后,钱还剩下一半多,张廷玉又自己凑了些钱,加上族人捐的一些钱,用了三年半时间建成良弼桥。如今,良弼桥依然在当地为行人提供方便,人们也永远铭记建桥者的德绩。还有,张英退休回乡后,更加谦逊低调。相传晚年他在家乡西山居住,有条山间小道,他出来散步时,遇见挑柴的樵夫,总要退到路边草地上,让樵夫先行。如果党员领导干部都能弘扬这样的觉悟和风格,也就真正做到了“不想腐”。

  我再讲一个故事。翁心存、翁同龢父子,江苏常熟人,就是人们尽知的《沙家浜》故事发生的地方。翁家是常熟书香门第。翁氏一门,两朝宰相,两代帝师,两位状元,兄弟巡抚,三子公卿,四世翰林。翁氏家族有什么特点呢?耕读传家。翁家“綵衣堂”有一副对联:绵世泽莫如为善;振家声还是读书。

  前面讲的张氏父子、翁氏父子的治家之道,就隐含着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基因。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始终要坚持辩证的思维,做客观的评价,如此才能去粗取精、为我所用。一方面,历史上,那些优秀的传统,优秀的人物,他们传达的历史正能量,需要我们学习继承发扬。比如,弘扬文天祥、于谦、戚继光、袁崇焕等先贤的高尚精神,传承他们的浩然正气以身殉职、两袖清风勇担重任、清廉做官为国分忧的优秀品质。另一方面,他们也有局限和不足的地方。对于这些,我们要扬弃。比如爱国主义,文天祥是爱南宋,我们今天就不能说只爱汉族了,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都要爱、都要关心。

  清史中的经验教训

  记者:您为何对清史情有独钟?请谈谈您的治史经历和史学思想。

  阎崇年:我上中学时,一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的杨铎老师教我们历史课,他学问、人品、教书、育人都好,我受其影响,喜欢历史,学了历史。大学本科历史课程学完之后,那时没有研究生,我觉得要深入了解历史,就研读中国历史之源的先秦史。读《十三经注疏》《史记》“先秦诸子”等,夜以继日,非常用功。

  研读三年,有了心得。我写了一篇考据文章《“钻木取火”辨》,登门请教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主任杨向奎先生。杨先生看后说有见解、有史料、有分析,给以鼓励。一周后,杨先生写信给我,说研究先秦史西安有优势,而研究清史北京有优势,如明清宫殿、坛庙、园林,特别是故宫档案,都在北京。清史几乎是一块处女地,挖个坑,丢粒籽,就会有收获。你应当利用北京的区位优势,研究清史。

  研究方向的改变,对我来说,是个大问题,我反复地想了一个月,决定接受杨先生的指点,研究清史。从哪儿入手呢?我从研究一个清史人物就是康熙帝入手。但是,碰到困难,如满文、八旗、旗地、帝系等难题。又登门请教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白寿彝先生。白先生说:“治学要寻根溯源。”清史的根源在关外。于是,我转向关外,从明初入手,以《明实录》《清实录》《朝鲜李朝实录》和《满文老档》为基本史料,按时序,往下读。三年之后,尝到甜头。就写《论努尔哈赤》,又写《努尔哈赤传》,再写《清朝开国史》等。所以,研究学问,调查问题,寻根溯源,是个好经验。

  治史要从基本的、第一手的史料入手,研究带有规律性的问题,特别是要剥析历史现象的原因之原因,以求对所研究问题的潜藏实质的认识和论断。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以史为鉴,历史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作为历史学家,您觉得清史里有哪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阎崇年:有些历史经验,值得后人借鉴。例如,康熙帝表彰、保护、重用清官,树立榜样。他谕褒于成龙等为“清官第一”。史载:“于成龙历官未尝携家属,卒时,将军、都统及僚吏入视,惟笥中绨袍一袭、床头盐豉数器而已。民罢市聚哭,家绘像祀之。”(《清史稿·于成龙传》)从而出现于成龙、张伯行、彭鹏、陈鹏年等一批廉能之臣。康熙帝保护清官,陈鹏年不与贪官同流合污,屡遭陷害,屡受保护。陈鹏年受到提拔,任河道总督。在治河时,身为部院大臣,吃住都在工地上。史载:“陈鹏年积劳成疾,没于公所。闻其家有八旬老母,室如悬磬。此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臣。”(《清史稿·陈鹏年传》)

  又如,承袭“三法司”制度,就是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和大理寺卿组成“三法司”。大理寺对重大案件,特别是死刑案件,既驳都察院罪证之虚假,又驳刑部量刑之轻重,三法司堂官共同签署,才奏报皇帝朱批。再如,对重大贪污犯严惩,使官员不敢贪。特别是赔补制度,贪污的钱粮要进行赔补,不能侥幸过关。

  另如,从康熙帝开始实行密折制度,官员互相监督。但对风闻告密者,不具实名,不予受理,以防诬告,挟嫌报复。最后,重视科道官员。六科(吏户礼兵刑工)给事中和都察院十三道御史,也就是通称的科、道官员,实行垂直领导,不受督、抚、府、县的干预,以加强对各级官员的监督、监察。总之,布下严密监督网络,既监督官员,也保护官员,澄清吏治,健全法制,促使官员“清慎勤”,扬清抑浊,奖善惩恶。(中国纪检监察报记者 杨海龙 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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